品若梅花香在骨 人如秋水玉为神——琐忆项楚老师

2025年2月4日，我还在安徽老家探亲，突然听到项楚老师去世的噩耗，一时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一个多月前才见到项老师，虽觉得他略有些疲惫，说话不多，但总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本来还准备春节后借送书之机再去看望老人家，谁知再也没有机会了。连日来，一幕幕往事不时闪现在脑海中，挥之不去，信手写下这些，祈祷我们敬爱的项老师在另一个世界无病无痛，继续安心读书做学问。

读书人，好老师

1992年9月，我从武汉大学本科毕业后，进入四川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从此便与川大与成都结缘。当年川大中文系鼎鼎大名的人物有人称“美髯公”的杨明照老先生；年轻一点的有向熹、张永言、赵振铎先生，他们当时都是六十多岁；项老师属于更年轻一点的，但当时他的敦煌学研究已誉满海内外，是中文系为数不多的博士生导师。那时我们学生中流传着项老师在图书馆阅读大藏经的故事：项老师为阅读大藏经，夏天在图书馆也穿着厚厚的长裤，以防蚊子叮咬，从图书馆早上开门一直到傍晚闭馆，心无旁骛，用了两年多时间，把100册《大正藏》中收录的3000多部佛教典籍逐字逐句通读了一遍。记得教文献学的李崇智老师也给我们讲过这个故事，语气中满是赞许，他说项楚是真正的读书种子！他还提到出版社对项老师的学问很推崇，他的书稿一出来，北京、上海的出版社都会抢着出版。这些都让我们对项老师心生敬意。

1993年，系里开了佛教文学课，由项老师授课，我们终于有了和项老师近距离接触的机会。那时项老师五十出头，个子不高，但身板挺直，常常面带微笑，温文尔雅，目光睿智而温和。女生们私下都说项老师玉树临风，是最有沉静气质和学者风采的老师。当时上课是在学校图书馆的楼上，要提前在图书馆复印出敦煌卷子的内容，参考《敦煌歌辞总编》等资料做好解读准备，课堂上每人讲一段，然后项老师加以点评。项老师提着手提包，每次都会提前到教室，一张大桌子，他坐在我们对面，面容和蔼坚毅，没有一点大教授的架子。当时听课的有古代文学、古典文献学专业的硕士、博士，包括他的第一个博士生张涌泉——现在也是名满天下的大学者了，还有系上的几位年轻老师，一共七八个人。敦煌写卷的作者或抄手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文化水平不高，所以写卷上错讹满纸，夹杂着很多别字俗字，加上不少语言是当时的口语，虽然通俗，现在要读懂却不容易。开始时，同学们往往找不到感觉，觉得参考资料中的提法都是对的，即使觉得不对，我们几个硕士生也主要靠蒙和猜，实在找不出多少理据。项老师耐心给大家讲解，旁征博引，启发我们通过各种手段扫除文字上的障碍。特别是一些疑难字词，我们常常认错、理解错，一经项老师的点拨，大家就恍然大悟了。如台湾一位学者的《敦煌俗文学研究》曾校录伯3892号《九想观诗》九首，其中“死想”一首云：“妻妾平生多棒椎，及至死时谁不恐。俒家苦哭三五声，获时送出慎丘冢。”其中前人校录的“棒椎”“俒家”“获时”“慎丘冢”都不太好懂。项老师指出应分别校读作“捧拥”“怨家”“权时”“填丘冢”，他还指出“怨家”是指死者的亲属，把亲属视为怨家，是佛教的观念。这样一梳理，一解读，原诗便非常通顺了。正是在项老师循循善诱的启发教导下，一个学期的学习，让我们对敦煌写卷的校理有了基本的掌握，收获很大。对项老师的学识、气度，大家更是敬佩不已，我的同门刘长东毕业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读项老师的博士。

项老师也是我硕士毕业论文答辩老师。我写的论文是《南宋咏物词研究》，在谈到吴文英的《思佳客·赋半面女髑髅》时，中间有一段说“在吴文英这位情感丰富而又富有幻觉的词人笔下，可怕的女髑髅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美丽的女鬼……词人借此寄予了对死去恋人的深深悼念”。记得当时项老师提了一个问题：髑髅应该说是恐怖的，没有美可言，髑髅在词人笔下怎么会变成美丽的女性？又怎么会由髑髅悼念自己的恋人？我当时压根儿没想过这是一个问题，勉强胡诌了几句。项老师笑了笑，又接着说了一段话，大致是说这里借用了佛教的观念，还引用了苏轼《髑髅赞》中的诗句：“黄沙枯髑髅，本是桃李面。而今不忍看，当时恨不见。”现在想起来真为自己的浅薄惭愧不已。

一部字典让项老师与敦煌结缘

毕业后我到了出版社工作，先是在四川辞书出版社，近年又调到了巴蜀书社。这两家出版社都与项老师有些关系。四川辞书出版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汉字形音义收录最完备的大型汉语工具书——《汉语大字典》的出版单位之一，这部字典是项老师学术研究的重要起点。巴蜀书社与项老师关系更加密切，先后出版了他的《敦煌变文选注》《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敦煌诗歌导论》《唐代白话诗派研究》等著作，以及他主编的《汉语史与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丛书》《俗文化研究丛书》等书系，是他学术成果的主要产出地。也正是这份因缘，让我对项老师更多了一份关注，也逐渐了解到项老师从事敦煌学的缘起、历程和重要成就。

1976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重点项目《汉语大字典》编纂工作正式启动，四川编写组设在四川大学，常务副主编是川大中文系的赵振铎教授。因为编写字典的需要，原本在成都西北中学当老师的项老师被母校召回，借调在《汉语大字典》编写组工作。赵振铎先生后来说因为项老师当年文笔好，还写过与敦煌有关的电影剧本和话剧，所以就把一部900多页的《敦煌变文集》分给他，由他负责从中选取适合字典的字形和例句。

就这样，项老师接触到了20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发现的唐五代通俗文学作品，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不久以后他就发现，因为敦煌卷子中俗别字多，使用了大量唐五代的口语词汇，还有大量内容是描写佛教题材或表现佛教思想的，要认对、弄懂这些变文中的俗字俗语词非常不容易。就是专门的研究者，也会对它们产生隔阂和误解。他当时每天面对的《敦煌变文集》，是由王重民、向达、周一良等大家校订的，但其中也有很多让人迷惑不解的地方。为读懂这些文句，为《汉语大字典》提供合适的例证，项老师找到了蒋礼鸿先生的《敦煌变文字义通释》，解开了一些困惑。这让他意识到敦煌俗文学的研究必须和敦煌语言文字的研究结合起来，才能真正读懂原文，蓦然间，一扇新的学术窗口展现在他面前。正因如此，《汉语大字典》改变了项老师的人生轨迹。从此，项老师的学术生涯与敦煌紧紧联系在了一起。

1980年，项老师正式调到川大中文系后，将敦煌俗文学作为自己继续研究的方向。为了攻克敦煌写本中的俗别字、口语词汇、佛教思想这三大障碍，他如饥似渴地读书，潜心阅读了许多古代典籍，其中就包括前面提到的100册的《大正藏》。面对百科全书式的敦煌文献，这时他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语言文字，还旁及历史、社会、民俗、宗教、哲学等方方面面，这为他的敦煌文学研究打下了宽博而又坚实的基础。不久，他就发表了《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补正》《敦煌变文语词札记》等学术论文。1982年在语言学顶尖学术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的《敦煌变文校勘商榷》，引起了吕叔湘等学术大家的关注。1987年6月，他50万字的《王梵志诗校注》初稿，由于季羡林等一批著名敦煌学家的推荐，作为一篇论文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的《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四辑上全文刊载，其注释之精详，考证之深入，让日本汉学家入矢义高等原本准备针对中国学者之前出版的相关著作的批评失去了意义。所以季羡林先生说：项楚教授对王梵志诗的研究，就曾把日本的一场剑拔弩张的“批判”在事前“镇压”了下去。而入矢义高读后，发表了一篇简短却赞誉有加的书评，称“对其极周详精审之至的注释，我只能起久长的惊叹之感”。

项老师在巴蜀书社出版的《敦煌变文选注》《唐代白话诗派研究》也获得了学术界很高的评价，先后获得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990年2月，洋洋70余万言的《敦煌变文选注》出版后，台湾著名敦煌学家潘重规先生专门发表长文推荐，认为“其选择之当，注释之精，取材之富，不独可供初学入门的津梁，也大大禆补了专家学者的阙失”，以致他“不能自已的逢人‘说项’”，“希望海内外读者共同来细细品尝”。德高望重的语言学家吕叔湘先生也对《敦煌变文选注》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和他的学生江蓝生合写的《评项楚〈敦煌变文选注〉》一文中，认为这部书“校释精详”，“是继蒋礼鸿先生《敦煌变文字义通释》之后，又一部研究变文语言文字的重要著作”，“是目前敦煌变文研究的集大成之作”。

从《敦煌变文选注》到《敦煌歌辞总编匡补》，从《敦煌诗歌导论》到《寒山诗注》，从《敦煌文学丛考》到《柱马屋存稿》《柱马屋存稿二编》三种学术论文集，四十年间，项老师以惊人的学识和毅力，澄心静虑，完成了这些里程碑似的作品，在敦煌变文、歌辞、白话诗等领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徐俊先生评其《寒山诗注》：作者“精于校勘考据，尤其对古代通俗文学的研究有着长期的积累，旁征博引，融会贯通，熔语言、文学、宗教、习俗于一炉，充分体现了注释者的识见和功力，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色，当今无二”。这段话也可以说是对项老师全部著作学术特色的概括。以项老师为代表的中国学人以自身开创性的卓越研究，让海内外同声赞誉“敦煌学在中国”，为中国学术赢得了持久的美誉。

永远的遗憾

作为一名编辑，我没有机缘为项老师责编过图书，不免有些遗憾。但我牵头责编了他的学生张涌泉师兄主编的《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得到了项老师的大力支持。这部书稿填补了敦煌文献大型语言词典编纂方面的空白。2016年，该词典申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时，我们请项老师写一份推荐意见，他很快寄来了意见，并附有一封亲笔短信，信上说：“同在一城，难得相见，听闻近况，甚感欣慰。”让我既惭愧又感动。2023年6月，《敦煌文献语言大词典》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行新书发布会，我们本想请项老师莅临致辞，但考虑到他当时的身体状况，医嘱不宜远行，便改请他作个视频讲话，项老师很爽快地答应了。他在致辞中给予词典极高的评价。我让去拍视频的小姑娘多给项老师和师母拍些照片，小姑娘现场给我发过来几张项老师和师母在家中的合影，场面非常温馨。何老师一袭连衣裙，温婉可亲；项老师穿着浅青色的T恤，扣子整整齐齐扣着，一如既往的儒雅温和。

前几年，四川省有关部门决定启动《汉语大字典》第三版的修订工作，并由四川大学组织实施。因原常务副主编赵振铎先生身体欠安住院，四川大学决定请项老师牵头负责。后来修订工作被列为国家“十四五”重大文化工程。2021年7月，四川大学主持召开了重修《汉语大字典》高端学术论坛，项老师脱稿致辞，回忆了45年前参加编写会议的情景，提到现在重修《汉语大字典》时代不同，条件优越，有汉字研究的顶级学者共襄盛举，有中年学者的参与，一定能顺利完成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他特别提到《汉语大字典》对自己具有特殊的意义，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这次又重新结缘，是命运的眷顾，也是一份责任。后来2023年3月《汉语大字典》第三版修订启动会、2023年7月《汉语大字典》修订高端论坛，项老师均出席致辞。

作为四川辞书出版社时任总编辑，我有幸聆听了项老师上面几次讲话。后来我调任巴蜀书社社长，因为工作关系，也不时会和项老师见面。他依然是那样温和沉静，精神矍铄，虽然头发全都花白了，然而更显儒雅和睿智。去年11月初，巴蜀书社召开“古籍出版高质量发展大家谈”的专家会议，本想邀请项老师参加，不巧他身体欠安在住院检查。会后我特意去医院探望，看他有些疲倦，话说得很少，让人心酸。去年12月底，董志翘、张涌泉老师来我们文轩公司开会，我便请项老师、师母等一起小聚，这次项老师看起来状态不错。饭后送他们上车时，想到吃饭时忘记照相，我便提议照张合影，没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见到项老师。原本还想在春暖花开时约项老师、师母小聚，谋划《敦煌诗歌导论》《唐代白话诗派研究》等著作再版事宜；我们还期待着《汉语大字典》修订工作顺利推进，由项老师为它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孰料天不假年，项老师却突然离开了我们，那么决绝，那么突然。

结语

项老师曾娓娓道来的月光童子的故事，成为很多学生永恒的记忆，他本人也是如月光童子一般沉潜在读书中，从中获得无限的喜悦。前几天读到项老师的儿媳妇蒋蓉的文章《项老师与孙女的故事》，提到项老师晚年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仍在一边吸氧一边看书，留给家人最深的印象是随时都在翻阅他喜爱的书。读至此处，不禁潸然泪下。这就是我们身边的月光童子，一位大学问家，也是一位充满温情的长者，一位一辈子谦虚不争的温润君子。“品若梅花香在骨，人如秋水玉为神”，清代书家祁隽藻的这句诗写的也许就是我们心目中的项老师吧。

在入矢义高先生去世一周年之际，项老师为这位自己敬仰的学者写了一篇祭文《心祭——悼念入矢义高先生》，文章最后一段写道：“我想，天上如果真有净土的话，先生定是上品往生，在极乐国里，莲花朵中，继续从事他心爱的学术研究。”我想，我们的项老师一定也是如此，他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在继续读他的书，从事他心爱的学术研究吧。（责编：孙小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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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楚说

在《楞严经》卷五中记载了一个故事：

在遥远的过去，遥远的世界，有一位菩萨叫月光童子。他修习水观，每当他进入禅定状态，便观见自身水性无穷，和无量世界诸香水海一样，化作了汪汪的清水。

月光童子有一个弟子，有一天经过师父的禅室，隔窗窥视，不见师父，只见满室汪汪的清水。弟子童稚顽皮，拾起一块瓦石投入水中，只听见“咚”一声，这才离去。

而月光童子这天出定之后，突觉心痛，莫非是修行退失？他找不到原因。这时弟子走来讲述了先前发生的事情。于是，月光童子对弟子说：当你下次再看见满室清水的时候，你开门进来，把瓦块拣走。

弟子下次经过，果然又看见满室清水，瓦块宛在其中，于是他开门拣去了瓦块。而月光童子出定之后，身心愉悦如初，从此，他的修行也达到了更高的境界。——《沉潜的事业》，见《柱马屋存稿二编》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一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了四万余卷古代遗书，震动了世界学坛，从此产生了一门国际性的综合学术——敦煌学。在数量浩瀚的汉文卷子中，许多人们前所未闻的俗文学作品——变文、曲子词、白话诗等等，又是其中最具特色、最引人入胜的研究材料之一。它使研究者大开眼界，改变了对中国文学史的认识。——《敦煌变文选注》前言

敦煌文献是祖先留给我们的一笔宝贵的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不限于中华文化)的一大幸运。多年来海内外敦煌学的研究,已使中国和世界的许多学术门类有了长足的进展,而更大的进展则是可以预期的。作为这笔文化遗产的现代继承人,我们应该对它怀有十分尊重的态度、十分珍惜的心情,努力去恢复它的原貌,阐释它的真义,使它在今天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贡献,而万万不可去伤害它。我曾看见过考古工作者清理出土文物的情景：那样仔细地剔除粘连在外的泥土,使古物焕发光华;那样小心翼翼地举手投足,唯恐给古物造成任何新的损伤。我们研究敦煌文献,虽然不一定接触原卷实物,可是对于文献的内容,也应该抱着十分严肃认真的态度。每改一字,每立一说,都要力求做到证据确凿。——《关于〈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一段唱词的校释》

各种学术之间从来就不是隔绝的，现代学术研究已经显示出综合性的趋势。研究敦煌文学，如果不满足于浅尝辄止，那么同时在语言、历史、宗教、民俗……等等相关学科上也下一番功夫，就是必要的。一个人当然不可能门门精通，可是学识的深广程度决定着学术成就的大小，却是事实。我们只有通过永不疲倦的求知欲望去努力接近这个目标。——《敦煌文学研究漫谈》

我在中学和大学时代曾经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书，有了一定古代文化的根底。这一次则是埋头通读了若干部篇幅浩繁的大书，例如《大藏经》、五代以前的正史、经部和子部的许多著作，《全唐诗》等总集读了不止一遍，《太平御览》本是供查阅的，我也逐条读完，这就等于分门别类地读了许多古佚书的残文。在这个基础上，再旁及别的杂著乃至某些较偏僻的著作。……读书是为了研究和解决问题，因此一定要带着满脑袋的问题去读书，在读书中搜集解决问题的资料，并且不断地发现新的问题，搜集解决新的问题的资料，使知识像雪球般越滚越大，使已有的知识彼此搭桥，如此往复不已，就会逐渐形成自己的治学领域和治学门径。——《敦煌文学研究漫谈》

敦煌文学作品是古代人民的创作，经过一千年的历史尘埋，今天我们有责任恢复它原有的夺目的光彩。目前我正在写作《敦煌变文选注》，集中了变文中的精华作品详加诠释，目的就是为更多的学者来研究这份珍贵文化遗产提供方便，也是为了使这份珍贵遗产能够逐步走入今天的人民群众之中。——《敦煌文学研究漫谈》

我在读了整部《大藏经》之后，我真的可以说是大开眼界。我曾经有过一个比喻，当我看了这些大部头的著作以后，觉得自己发现了一个新的境界，一个新的天地。就好像我们生活在陆地上，觉得世界就是这个样，但是如果你一旦像潜水员一样潜入到海底，你就会发现还有另外一个世界。——《从〈大藏经〉看中印文化的差异与交流——项楚先生访谈录》

王梵志诗与我国文人诗歌的面貌如此不同，然而它们各自又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这种看来似乎矛盾的现象，并非不可解释的，正如以线条刻画人物的我国民间年画，与我国文人水墨画是那样地不同，然而它们同样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一样。——《王梵志诗校注》前言

来源：北京晚报·五色土

作者: 王祝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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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25-03-26 07:48: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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