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的牢笼》：什么是墨西哥的民族性？
《忧郁的牢笼：墨西哥人的身份与异变》，（墨西哥） 罗赫尔·巴尔特拉 著，万戴 译，启笛丨北京大学出版社2024年12月版。
作为没有在学术机构供职的研究者，我常常与学界同好笑称自己是一只野生知识分子、拉封丹寓言里溜出的蝙蝠：非鸟非鼠，享有着职业学者没有的阅读自由与悠然视角，也需要更多的自我证明，才能在学术共同体中得到应有的尊重。墨西哥历史学家恩里克·克劳泽（Enrique Krauze）严肃地否定了我的玩笑：对他而言，一生中绝大多数时间从事不受任何组织资助的研究，并通过文章积极参与国家事务，是一种重要的独立性的体现。
对于已经获得学术成就和公共影响力的学者而言，这种独立性不仅珍贵，也值得尊敬；但对于更大范围的知识分子群体而言，身份依然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族群性格、身份认知，往往与不同范围的知识分子群体呈现出循环的相互建构过程：知识分子探究、描述与总结人群文化特性，而他们的思想产品又在更长的时间线和更广阔的空间范围内塑造着面对的人群。这种“身份的诅咒”（或称“群体性的诅咒”），在一代代知识分子的灌溉中逐渐壮大为一个群体的文化图腾，继而又影响着后来的知识分子。
此类图腾标记了学派、社会群体，甚至扩大到民族国家或更大范围。当我们透过经过翻译乃至转译的学术作品去了解他者时，这些图腾就成为路标和灯塔，将探索者带到被苦心打造的意象之境中。
“美西螈”和它背后的一系列意象，就像是矗立在特诺奇蒂特兰古城上的图腾大纛。对它的讨论，正是《墨西哥的忧郁》的主题之一。
从美西螈开始，至现代社会中的墨西哥人而止
我欣赏罗赫尔·巴尔特拉的探讨，更喜欢的是他对议题的选择。“民族性”是任何当代文化思想者群体都无比钟爱的议题，存在着跨越学科的广泛视角以及其他议题无可比拟的现实性。总结陈述如《菊与刀》，群像访谈如《大分裂》，以及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本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中的多部佳作，成为了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重要倚仗，也反哺了对当代国际事务中一些现象的解释。
《行走距离》（2015）剧照。
拉丁美洲由于其知识群体的复杂背景，这方面的研究则更为具体而丰富。曾经有学者列出书单，建议将《墨西哥的忧郁》与奥克塔维奥·帕斯、萨穆埃尔·拉莫斯有关民族性的著作合并阅读，以便更为了解“墨西哥民族性”和“墨西哥学者对于民族性的态度”。
但是这部书的出发点，与《孤独的迷宫》和《面具与乌托邦》迥然不同，甚至在某些问题上持相反的意见与批判的态度。我更愿意相信巴尔特拉在墨西哥版序言中所表示的，一位左派知识分子对“民族性”叙事（或更直接地说，霸权叙事）的祛魅和解构的探索：
有关“墨西哥性”的意象并不是大众意识的反映（将这种意识假设为一种单一、同质化的实体存在，是值得怀疑的）。另一方面，虽然这些想法是由知识精英提炼出来的，但我不会只把它们当作意识形态表达来处理，而主要将其归作霸权文化所制造的神话。
不同于内容排布与论述中的浪漫主义，以整书而言，巴尔特拉在严肃而谨慎地面对着这一问题：墨西哥民族性的建构者们是谁，或者说他们应当是谁？如果这些诠释者确实具有天然合法性，他们的论述就一定是符合实际的吗？
美西螈就在这一刻出现了。和科塔萨尔一起，一个身背“J”，一个身背“X”，展开了一场对拉美文学读者而言熟悉又陌生的对话。从美西螈阿方索·雷耶斯开口讲话开始，科塔萨尔的小说原著被巴氏借用，呈现出了全书第一次异变，也给我初始的翻译工作增加了许多难度和乐趣。在两位杰出的驻法记者帮助下，我复原了巴黎大清真寺附近的地形地貌，将这场虚拟的跨物种对谈还原到巴尔特拉期待的“真实”中。
从美西螈开始的外延探索，带来了这部作品的第二个特点——堪称独特的内容排布。作为墨西哥人类学与社会学界久负盛名的知识分子，巴尔特拉已经摆脱了学者写作的制式模式，转向了富于文学创造性的学理表达。他在奇数章引入了十数个有关美西螈的文学作品、民族神话与博物掌故，在偶数章展开对于墨西哥“民族性叙事”的研究与批判。这种阴阳嵌合的表述方式，让这部作品在严肃讨论同时，也带来了一种结构上的音乐性。这也使得翻译的过程变成了一场场在不同场合进行的、风格迥异却又存在连续性的对话，从美西螈开始，至现代社会中的墨西哥人而止。
当代墨西哥的民族文化
与拉美大陆上大多数国家类似，墨西哥拥有大量世界知名的公共知识分子，学者表达政治意见的比例和频率都非常可观。如果再将容留流亡知识分子与革命者的传统计算在内，墨西哥可称为这一领域的代表（也包括巴尔特拉本人，其双亲均为加泰罗尼亚流亡者）。仅从这一部书内，我们就可以读到数十位对墨西哥民族性议题阐述过意见的学者、作家、艺术家，呈现出的是丰富广阔的思想来源。
《行走距离》（2015）剧照。
但同时在本书的视域下，墨西哥政治权力的掌控者、墨西哥知识群体、普通墨西哥民众在这种叙事中也存在着灾难性的历史性割裂。如今，在墨西哥城古城区的北端有一座享有盛誉的“三文化广场”，在一座广场的范围内可以同时遇见前哥伦布时期的原住民文化、殖民时期文化以及现代墨西哥文化遗迹，完美地诠释了这个混血国家的文化基因。思想界的显学普遍认为这三个时期的文化在当代得到充分融合，形成了当代墨西哥的民族文化。
显然巴尔特拉并不完全认同这种观点，这与我在墨所见所学可作印证：三种文化的印记并不能像光线一样均匀地投射到每个墨西哥人的观念中。尽管在很多意义上，由于知识分子的苦心经营，墨西哥平民往往被灌输自己拥有或应该拥有怎样的民族性格、优点与劣根性。而日常生活表现中，常常观察不到那些虚无缥缈的民族性格普遍存在的证据。
在巴氏的论述中，民族性格的探讨转变为民族主义叙事的牢笼，是一个漫长的、充斥着权力的阴谋、或傲慢或真诚的诠释，带给作为接受者的墨西哥民众品类丰富、口气笃定、有各路权威背书的洗脑套餐。为此，他在书中设计了一次核心知识分子的咖啡馆对谈（本书第十章），探讨墨西哥人的形象、墨西哥人的共性与个性，以及“墨西哥人的哲学”存在的可能性和可能意义。在其中，他也借着旅墨西班牙哲学家何塞·高斯之口，讲出了这件事的荒谬性：
不存在“一种”墨西哥人，而只存在地理学、人类学、历史学、社会学意义上不同的墨西哥人——高原或海边的墨西哥人；印第安人、克里奥尔人或梅斯蒂索人；殖民地时期的、墨西哥独立时期的、墨西哥革命时期的或与我们同时代的人；佩拉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农民……所以墨西哥人的哲学并非在发展其他哲学，如果有的话，也是任意选取的某些墨西哥人的哲学。
这种质疑，在哲学上无疑是根本性的。高斯的话语可以当作结论，而对该结论的论证，以及对于其影响的研判，贯穿了整个《墨西哥的忧郁》。对于诠释合法性的问题，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客观而言，巴尔特拉与他的墨西哥同侪权力平等；但同样的思想土壤，与相似的使命感，给他们带来的是相异甚至相反的理念。
在翻译涉及几十位墨西哥学者的相关论述时，也让我回忆起多年来涉及墨西哥民族性议题的阅读。在本土性意识之外，墨西哥知识分子身份背景与学术背景国际化程度极高，也让他们在这个老问题上总能引入新学派、新理论，像是秀美聪慧的牡丹鹦鹉，极力收集外来所有的羽毛、亮片和鲜花嫩枝，打造最美丽的窝巢。
在巴氏的梳理下可以见到，研究者并非都是善意的（混杂着人种学的歧视与殖民主义的傲慢），但也有许多当代文化人心怀赤诚，对于墨西哥性中“原始的天堂”、自卑与忧郁等问题的观察与评述，以启迪国民为志愿的思想活动，终究助成一座围困民族火焰的思想牢笼。
中国读者印象中的“现代墨西哥人”群体
墨西哥知识群体，尤其是近代墨西哥知识群体，并不能完全等同于“一群有知识的普通墨西哥人”，这一现象也并非孤例。由于殖民历史的存在，虽在人种上实现了“宇宙种族化”，形成了中国读者印象中的“现代墨西哥人”群体，但财富、知识和社会资源的不平衡，也对知识分子的出身背景造成了自然筛选。
这就是我谈及的，三文化的印记并不像自然光线一样普照墨西哥，定义者（知识群体）与被定义者（普通民众）也并非完全对标。巴尔特拉的担忧，一部分也自此而来。巴尔特拉对于“野蛮”“忧郁”和墨西哥政治权力的研究，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保持了相当程度的延续性。这几项元素的结合，也成为了贯穿作者这部代表作的主线。
《行走距离》（2015）剧照。
威权者是民族性叙事中不显露名字的参与者，也是最有力量的参与者。一种成型的民族主义叙事，无论是乡村的伊甸园还是城市的流浪汉，乃至本书中的美西螈范式，都可以被引导和转变成一种掩盖现实问题的政治文化——这次呈现的是“革命民族主义”。
“墨西哥人被驱逐出了民族文化”，墨西哥知识界打造出了供权力驱使的文化弗兰肯斯坦。巴尔特拉的视角与论证充满了破坏力，试图将思想界前人与同时代人精心建筑的理论大厦一击而溃。民族性和民族哲学研究依然散发着迷人魅力，但在《墨西哥的忧郁》加持之下，也隐隐透出危险的气息。
这种尝试是否是有价值的？作为译者，在与作者漫长的笔谈中，我得到了自己的结论。如果可以暂时搁置墨西哥知识界对于民族性的论述孰高孰低，对于一个“墨西哥人”而言，或许打破樊笼、不归属任何定义，真正像蝙蝠一样在黑夜中自由飞翔，才能远离修洛特尔的隐喻，靠近克察尔科亚特尔的传说。
本文选自《忧郁的牢笼：墨西哥人的身份与异变》，小标题为编者所加，非原文所有。已获得出版社授权刊发。
原文作者/万戴
摘编/何也
编辑/张进
导语校对/赵琳